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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知识分子爱武斗——文人打架那些事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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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人相轻,由来已久。因为“相轻”而大打出手的例子,亦不鲜见。但知识分子打架毕竟比小流氓要强一点儿,皮肉或伤,但感情不伤。大多是即兴意气之举,没有预谋,更没阴谋。打的时候光明磊落,打完之后磊落光明,放之当今,真是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了。

三国曹丕《典论》说:“文人相轻,自古而然……夫人善于自见,而文非一体,鲜能备善,是以各以所长,相轻所短。”文人之间,容易彼此轻视,进而刺痛对方。

1935年6月,鲁迅写《再论“文人相轻”》说:“文人还是人,既然还是人,他心里就仍然有是非,有爱憎;但又因为是文人,他的是非就愈分明,爱憎也愈热烈。从圣贤一直敬到骗子屠夫,从美人香草一直爱到麻疯病菌的文人,在这世界上是找不到的,遇见所是和所爱的,他就拥抱,遇见所非和所憎的,他就反拨。”不过鲁迅与人论战,基本靠笔,不靠手,即使与林语堂在南云楼虎视眈眈,还是没打起来,也算为“文人相轻”保留了非暴力的调性。

文人相轻而诉诸武力,在晚清民国很是风行。伍立杨说,“清末民初的文武之间,距离和分野的痕迹都不大明显,有的武人文采甚佳;相当数量的文人,也时时葆有武装行事的气质……甚至可以说携有相当分量的暴力倾向”。学者杨国强更发现,在晚清民初的新学家中,“尚武”之风备受推崇。譬如后来做了文学家的周作人,当时在《绍兴公报》上专论“军人之尊贵”,鼓吹“国民尚武之心”;杨集群也在《武学》杂志上热烈倡言,“兵乎,兵乎,为立国之本,为文明之标帜”。1905年,湖北新军在黄陂募兵96人,其中廪生20人,秀才24人。杨国强对此评论说:“这些都是本来的读书种子。秀才当兵,说明了文武之道此消彼长。由此折射出来的,是新旧代谢之下的价值易位和人心变动。”

梁启超带队拳击章太炎

戊戌变法之前,由康有为幕后策划、梁启超任总主笔的《时务报》,请来章太炎担任撰述。章太炎为人极狂傲,可以从死掉的学者一直骂到在职的大总统。在时务报馆,康派极强势,自然招来章之反弹,加上双方从学术思想到政治观点均有分歧,遂至开骂。章太炎斥康派为“教匪”,后者则骂章为“陋儒”。

骂架升级,竟成打架。康派一群人由梁启超带队到报馆,拳击章太炎,章也不是植物人,立即动手还击。在章太炎《自订年谱》中,只记有打架之事,未说梁启超亲与,也未详述战果。金宏达《太炎先生》则说,梁启超被章太炎狠抽了一个大嘴巴。斗殴事件后,章太炎即离沪赴杭。好汉难敌四手,报仇不晚三年。日后《民报》与《新民丛报》论战,章氏出语极狠,也可部分看做是那次斗殴的回声。

章太炎的弟子黄侃,也是个狠角色,不但继承了乃师之小学,也继承了乃师之怒火。黄与词曲家吴梅都在中央大学中文系任教,一日系里于酒家聚会,席间黄与吴一言不合,遂至激辩。黄侃忽奋臂攘袖,一记黑砂掌袭向吴梅脸蛋。吴急闪,未中,旋回敬一拳。两人于是起身离席,准备在满血状态下PK一场,被同事们拉住。《黄侃日记》“癸酉年五月”条下,有记载此次冲突。后来两人还打过一架,因为在教师休息室抢沙发。当时吴梅端坐沙发小憩,黄侃进来就发飙,对吴梅大吼:“你个瓜娃子凭啥子坐这里?”吴梅答:“凭词曲。”双方就又干起来了,不过都只受了点儿皮肉小伤,不厉害。学者打架多是婆娘架,必杀技是指甲、搂抱和拉拉扯扯。此后,教务处便把两人的课错开日子排,以成牛郎织女隔河相望之势,好消减摩擦。

黄侃一生好骂,陈独秀也被他痛骂过多次。不过陈独秀似乎对黄侃颇有雅量,1920年陈在武汉高师演讲时还感叹说:“黄侃学术渊邃,惜不为吾党用!”但不要因此就认为陈独秀好脾气,他也喜欢打架。青年时代,陈独秀与革命党人吴樾争夺刺杀满清五大臣的机会,竟至扭作一团,满地打滚。疲甚,吴问:“舍身一拼与艰难缔造,孰易?”陈答:“自是前者易后者难。”吴对曰:“然则,我为易,留其难以待君。”遂作易水之别(后吴在炸弹行刺中当场殒身)。

陈独秀也是毒舌,据说有次大贬湖北学人,让“骄傲的湖北人”熊十力听后“毛发倒竖”,就此弃武从文,竟成一代新儒家。熊十力早年曾入陆军特别学堂习武,参加过武昌起义,任过军政府参谋,因此在文心之外,犹裹有武气。熊十力一生与人打架次数不少,其中最著名的是与诗人废名之战。汤一介《“真人”废名》记,当年废名和熊十力都研究佛学,常为此争论,邻居也习惯隔墙听到两人的高声辩说。有天辩论声忽戛然而止,旁人好奇,过去一看,两人竟打起来了,因为互相卡住对方的脖子,所以都发不出声音。周作人《怀废名》中也记载了二人打架之事:“一日废名与熊翁论僧肇,大声争论,忽而静止,则二人已扭打在一处,旋见废名气哄哄的走出,但至次日,乃见废名又来,与熊翁在讨论别的问题矣。”如此看来,知识分子打架毕竟比小流氓要强一点儿,皮肉或伤,但感情不伤。

与废名大约同期的新诗人梁宗岱,也负气好斗。萧乾曾回忆说,林徽因有次当面数落梁宗岱的一首诗不好,梁很不服气,就当众抬起杠来。林徽因是当时那群聚会文人的神仙姐姐,梁都要与之抬杠,可见多么好斗。不过梁再好斗,还不至于跟神仙姐姐动手,他打架的对象至少是男人。翻译家罗念生曾撰文回忆与梁宗岱那一打的风情:“1935年我和宗岱在北京第二次见面,两人曾就新诗的节奏问题进行过一场辩论,因各不相让竟打了起来,他把我按在地上,我又翻过身来压倒他,终使他动弹不得。”梁宗岱还曾跟同在复旦大学的一个中文系老教授打架,据当时一位旁观学生回忆:“两人从休息室一直打到院子当间,终于一齐滚进了一个水坑;两人水淋淋爬了起来,彼此相觑一下,又一齐放声大笑……”

上面讲的这些文人打架故事,大多是即兴意气之举,没有预谋,更没阴谋。打的时候光明磊落,打完之后磊落光明,放之当今,真是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了。

这几年文人互搏的新闻多了起来,仔细瞧瞧,全是为名为利不惜放下身架撕破老脸,为学问打一架的竟然一个也没见过。想来也叫人一叹。

历史最大的价值就是可以照亮未来。

《中国历史的侧面Ⅱ:近代史疑案的另类观察》作者:冯学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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