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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太宗与诸臣摹兰亭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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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元627年,唐太宗李世民即皇帝位,改元“贞观”。此后二十余年间,他励精图治、善于纳谏,使得政治清明、经济繁荣,中国封建社会达到了新的高峰,开启了我国历史上又一个伟大的时代,史称“贞观之治”。

在平定天下之后,唐太宗充分认识到了文化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。他曾说,“朕虽以武功定天下,终当以文德绥海内”(《旧唐书·音乐志》)。由此,他先后任命魏征、虞世南、颜师古等为执掌朝廷“秘书图籍”的秘书监,“购天下书……缮写藏于内库”(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)。在皇帝的大力倡导和支持下,“数年之间,秘府图籍,粲然毕备”(《旧唐书·魏征传》)。

唐太宗还酷爱书法,尤喜王羲之。他“出内努金帛,购人间遗墨,得真行草二千二百余纸来上。万几之余,不废模仿”(《宣和书谱·历代诸帝王书》)。为表达对王羲之的敬意,他还亲自为《晋书·王羲之传》作后论,认为“尽善尽美,其惟王逸少乎!……玩之不觉为倦,览之莫识其端,心慕手追,此人而已。其余区区之类,何足论哉!”(《晋书·王羲之传》)。在太宗皇帝的大力支持下,“一时天下王(羲之)书翕然几尽”。那么,《兰亭序》岂能独缺?

《兰亭序》是王羲之本人非常欣赏的一部作品,在当时已声名震天,只不过在其后的两百余年间,世人均莫知所踪。后来,在虞世南和房玄龄的谋划下,派监察御史萧翼智赚《兰亭序》而归。这个过程,在唐人何延之的《兰亭记》的记述中充满了曲折和故事性,几近传奇。但是,一个基本的事实是,太宗皇帝如愿得到了《兰亭序》。可以想见,当时皇帝该是怎样的愉悦乃至兴奋!

唐太宗在得到《兰亭序》后欣喜不已,“宝惜者独此书为最,置于座侧朝夕观赏”。他不仅自己临摹,还“命供奉榻书人赵模、韩道政、冯承素、诸葛贞等四人,各拓数本,以赐皇太子诸王近臣。”此外,太宗皇帝可能还令与自己书学关系密切的近臣虞世南、褚遂良以及欧阳询等分别临摹传拓。

在唐太宗的推崇下,《兰亭序》的影响得以在更大范围内散播开来,并得到了更多书者的认可。禇遂良的《晋右军王羲之书目》把《兰亭序》列为右军行书第一。《兰亭序》影响日剧,而其作者王羲之也日益被神化,“贞观、永徽以还,右军之势,几奔天下”。

就这样,在大唐皇帝的喜爱和鼎力推崇下,王羲之书坛盟主的“书圣”地位得以确立和巩固。与此同时,作为王羲之得意之作的《兰亭序》,同样在实际上奠定了“天下第一行书”的地位。

《兰亭序》不仅是中国书法史上首屈一指的杰作,同样也是中国人所熟悉的文学佳篇,它大概是中国翻刻和临摹最多、流传最广的单篇法帖了。

岁月沧桑。如今,在贞观年间大规模学法《兰亭序》活动中得以流传的临摹传拓本,只剩下了聊聊数本。清乾隆年间,乾隆皇帝将收集到的八种本子同刻于一根石柱上,谓之“兰亭八柱”,其中前三柱分别为虞世南临本(“天历本”或“张金界奴本”)、传褚遂良摹本和冯承素摹本(“神龙本”)。现在,历经千年的磨砺沉淀,它们依然熠熠生辉,诉说着这段历史上的不朽传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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