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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中国的个人尊严和自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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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石男自春秋至近代中国,尊严一词多与权力有关。但在现代,尊严一词更多是与权利有关,简言之,尊严就是独立个体的权利被尊重。基于以下几种因素,古代中国人很难保障现代意义上的个人尊严:等级秩序、个人本位缺失、权利意识匮乏、礼法与宗法约束、私有产权不受保护、公私领域没有界分。 儒家思想与等级秩序当说,儒家思想中的仁、义等概念与尊严有交集,儒家崇尚道德,讲究修身,提倡节气,从中也能部分导向人的自由或尊严,但儒家思想决不能导出现代意义的尊严概念。首先,儒家并非面对普罗大众的学说,尤其宋代理学,只是面对士大夫精英阶层。直到明中叶以降,王阳明心学行世,才有了变化,更加开放,商人、樵夫、工匠也可学理学。但究其根本,儒学关照的仍是信仰儒学的知识分子以及运用儒学的帝王。所谓儒家的民本观念,常被视作与现代人权理念合拍,其实多不过是“政本论”而已。譬如孟子的“民为贵,社稷次之,君为轻”,屡被津津乐道,然则还得注意其后的那句话——“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,得乎天子为诸侯,得乎诸侯为大夫。诸侯危社稷,则变置。”实际上,孟子这段话无非“执政为民”一类的套话在古代的初版,要旨只是论证政权得失之决定条件,警示政权转移之轨道,而非真正的权利学说。其次,经由儒家学说而获得的自由或尊严,多是精神范围的,难涉制度保障或物质层面,因此仍是残缺或无根的。最后,儒家思想本质上是一种等级秩序。所谓名教,无非“君以名桎臣,官以名轭民,父以名压子,夫以名困妻,兄弟朋友各挟一名以相抗拒”。权利观念匮乏个人本位缺失,已经是个人权利的先天致命伤,何况古代中国又极乏权利观念。夏勇说,中国人的天理就是中国式人权观念,政府的责任就是人民的权利。西方的人权概念是政府不应侵犯人民的权利,中国则主张政府应为人民做些什么。西方人权是法律语言,中国的人权则基本是道德语言。道德语言产生不了权利,只能有义务的观念。因此,在古代中国,民众只有交纳赋税、服役之义务,而无参政议政之权利、课重税捐等手段,其本质都是政府用行政手段与民争利,而无视私有产权。不但私有产权不得尊重,与私有产权关联最大的群体——商人的尊严还特别没有保障。尽管早在西汉,司马迁就在《货殖列传》中表达了对商人的尊重及对经济独立以保障权利的向往,但直到明清以前,商人仍是四民之末,各种歧视性法令也层出不穷。如汉代规定商贾不得衣丝、乘马、为官,唐代禁止商人与工匠骑马,还得率先服兵役,且其子弟不得应试与出仕。直到明代,还有“商贾止用绢、布。农家有一人为商贾者,亦不得衣绸、纱”等规定,不过未被严格遵行。人的自由及尊严的一个极重要前提就是经济独立,而经济独立的最重要前提则是产权保护。但这一切,在古代中国却被忽视了数千年。公私领域无界分在古代中国,只有臣民、草民、子民的概念,而乏公民的概念。草民是命贱如草,臣民是匍匐在地,子民则直接当孙子,就是没有独立而且直立的公民。缺乏公民概念,除了导致缺乏相应的公民权利外,也导致公私领域无分野。然而,个人尊严很大程度上恰建立于此种分野之上——私人领域中是个人最核心的自由与权利,不能被公权倾轧变形;公共领域则是公权与私人之间的缓冲带,私人借公共领域以聚合,进而与公权分庭抗礼。在古代中国,私人领域始终为所谓“公”倾轧,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缺乏相对独立性,尤其是相对于国家权力的独立性。统治者借助“公”垄断政治资源及道德资源,形成所谓“代表型公共领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