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末代皇帝溥仪贩卖故宫国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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惊人内幕

溥仪

清逊帝溥仪4岁即皇帝位,在位仅3年,宣统王朝便土崩瓦解。但溥仪却在此后一直生活在紫禁城北部的小朝廷中,宣统年号一直在这里使用,因此,从1909至1924年11月溥仪出宫,这15年的宣统时期,溥仪从一个孩童成长为一个青年,满怀复兴帝业的“壮志”,大量宫廷字画、书籍、珍宝便在这一时期流失宫外。

流失宫外的珍宝古物,至今还没有一份翔实的统计,估计数目惊人,其价值也无法估量。

流失出宫的途径,主要有两种:一是溥仪“赏赐”,二是“携带”出宫。

“赏赐”的方式真是五花八门。从溥仪这一方来说,分主动和被动两种情形。主动赏赐是指溥仪有意为之的,赏赐的是皇亲,目的是为复兴帝业积累资金。溥仪曾以“赐赏”的名义赏赐两位伴读,即皇弟溥杰、堂弟溥佳等大量的字画书籍。被动赏赐是指溥仪身边的师傅、近侍、政客等人以各种手段获得的赏赐。“携带”出宫的宫廷古物,各种情形都有,数目无法统计。

溥仪主动“赏赐”溥杰、溥佳珍宝古物,实际上是一起有预谋、有计划的盗窃活动。生活在紫禁城小朝廷的溥仪很清楚地知道,他已经不是这里的主人,过不了多久就会被赶出这座皇宫,一旦离开这里,一切的费用怎么办?这样,宫中珍宝古物便成为逊帝盗卖的目标。盗运出宫的活动是从1922年开始的,挑的是宫中最为昂贵珍稀的古版书和历朝名人字画,古版书以宋版为主,名人字画主要是好携带的手卷。这批盗运出宫的书籍、字画,颇费了溥仪的一番心血,也历尽了周折。

当时宫内各处所存的古物,都由专人保管看护,有账册登录在溥仪和胞弟溥杰及二位胞妹案。如果溥仪要赏赐某人某宫物品,需要在某宫账册上登录,载明物件名称、赏赐时间和赏给何人,还要到(内务府)司房登记,开具条子才能出宫。溥仪便想了一个自以为巧妙的办法,将古物分批赐赏溥杰、溥佳,让他们每天下学出宫时带出宫廷。

溥仪、溥杰、溥佳等在一起多次商讨,认为宫里不能居住时,惟一的安全地方就是天津租界—在1922年前后,北京正受战火威胁,溥佳的父亲恭亲王载涛就在天津英租界13号路购买了一所楼房以备溥仪不时之需。

溥仪这样写道:

溥杰比我小一岁,对外面的社会知识比我丰富,最重要的是,他能在外面活动,只要借口进宫,就可以骗过家里了。我们行动的第一步是筹备经费,方法是把宫里最值钱的字画和古籍,以我赏赐溥杰为名,运出宫外,存到天津英租界的房子里去。

溥杰每天下学回家,必带走一个大包袱。这样的盗运活动,几乎一天不断地干了半年多的时间。运出的字画、古籍,都是出类拔萃、精中取精的珍品。因为,那时正值内务府大臣和师傅们清点字画,我就从他们选出的最上品中挑最好的拿。

我记得的有王羲之、王献之父子的墨迹《曹娥碑》、《二谢帖》,有钟繇、僧怀素、欧阳询、宋高宗、米芾、赵孟、董其昌等人的真迹,有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的原稿,有唐王维的人物、宋马远和夏珪以及马麟等人画的《长江万里图》、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,还有阎立本、宋徽宗等人的作品。古版书籍方面,乾清宫西昭仁殿的全部宋版、明版书的珍本,都被我们盗运走了。运出的总数大约有一千多件手卷字画,二百多种挂轴和册页,二百种上下的宋版书。

溥仪既赐赏溥杰,也赐赏溥佳。1922年起,溥杰、溥佳每天下学后就带一包赏赐物出宫。溥佳曾这样回忆:

当时,我们想了一个自以为非常巧妙的办法,就是把这大批的古物以赏给溥杰为名,有时也以赏给我为名,利用我和溥杰每天下学出宫的机会,一批一批地带出宫去。我们满以为这样严密,一定无人能知。可是,日子一长,数量又多,于是引起人们的注意。

不久,就有太监和宫伴(宫内当差的,每天上学时给我拿书包)问我:“这些东西都是赏您的吗?”我当时含混地对他们说:“有的是赏我的,也有修理之后还送回宫里来的。”可是长期以来,只见出,不见入,他们心里已明白大半,只是不知道弄到什么地方去了。

这批古物运往天津时,又费了一番周折。这些书籍、字画,共装了七八十口大木箱,体积既大,数目又多。在出入火车站时,不但要上税,最害怕的是还要受检查。恰巧当时的全国税务督办孙宝琦是载抡(庆亲王载振胞弟)的岳父。我找了载抡,说是醇王府和我们家的东西要运往天津,请他转托孙宝琦办一张免检、免税的护照。果然很顺地把护照办妥,就由我把这批古物护送到了天津,全部存在十三号路一六六号楼内。

这批书画古籍在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后点查毓庆宫时发现了“赏溥杰单”,公之于世,这才大白于天下。清室善后委员会称这批东西“皆属琳琅秘籍,缥缃精品,天禄书目所载,宝籍三编所收,择其精华,大都移运宫外”。这批珍贵的稀世珍品书画古籍运到天津后,陆续变卖了几十件—购买的人以超乎想像的低价购得如此珍贵的宫藏稀世奇珍,真是喜出望外。伪满洲国成立后,日本关东军参谋吉冈安直又把这批珍品全部运往东北。

伪满皇宫也是仿照中国历代宫廷的样式,宫殿建造得像模像样,坐北朝南的宫殿,呈庭院式结构。皇宫向南,有两座大门,但正殿同德殿前的大门一直关闭着,只开西边的大门,然后再从西面的兴运门入院,门左侧便是宫内府,尚书府也在这里。

中和门是伪满皇宫的内外分界点,以北为办公区,称为外廷;以南是溥仪的生活区,称为内廷。勤民楼在外廷,缉熙楼在内廷,后盖的同德殿在外廷,这些都是极重要的宫殿建筑—勤民楼是溥仪办公和接见客人的地方,同德殿是溥仪生活、学习和会见客人的场所,伪满的藏书楼就坐落在这里。

溥仪对于学习一直不很用心,也不大入门,但他对古版书籍和古董文物珍宝却有偏好,甚至有时很入迷。伪满初年,在皇宫西花园内专用三间大瓦房装贮珍贵的古物和书籍,满满当当的,人在屋内很难转身。同德殿修成后,在后院增建了两层水泥楼,专贮书籍珍宝—将存放在天津静园的所有书籍、古物统统运到这里,这里便称之为藏书楼。

据溥仪的远房侄子、曾在宫内府学习并陪伴溥仪的毓嵣回忆,从宫内带到天津再转运到伪满皇宫藏书楼的许多宋版、元版、明版、清版古书从运来入藏以后,溥仪很少有时间来此阅读。伪满垮台、日本溃败后,溥仪一行逃往大栗子沟时,匆忙中也没有携带这些古书,损失了不少。国民党占领长春时,张嘉璈任东北行营经委会主任委员,曾接收伪宫宋版书13箱,后转交国立长春大学图书馆保存,到1949年以后由东北大学接管,现存于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,是馆中最珍贵的善本。

溥仪闲来无事时,喜欢看藏书楼收贮的字、画手卷或珍宝古玩。携带出宫的手卷古玩太多了,如晋王羲之《曹娥碑》拓片,是历代宫廷奇珍,上有乾隆皇帝的印玺;王献之《二谢帖》,系墨迹本,是罕见的珍迹;张瑀的《文姬归汉图》,乾隆曾认定为神品,上面钤盖有许多收藏章、鉴赏章;苏东坡的《洞庭春色赋》、《中山松醪赋》手卷真迹,称为二赋,是世间仅存的稀世之珍,仅上面钤盖的收藏印章就多达66个,还有元、明、清历代名人的题跋,乾隆皇帝曾先后题跋三次,墨迹淋漓。还有马远、夏珪、马麟等人的《长江万里图》,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,宋徽宗的花鸟画,以及钟繇、僧怀素等人的手迹。这些作品,经历代皇帝、名人鉴定后钤盖印章收藏,上有乾隆的“古稀天子”和“天禄琳琅”印,系清宫所藏真品。

毓嵣说,这批古物、古书,溥仪处有目录,由严桐江掌管,溥仪指定要看什么,看管人员立即去取,看完后归还原处。逃跑前,古书太多无法携带,就挑选了手卷中的精品,将最珍贵的装成57箱,都是现钉的白木板箱子,每箱长一米余,高五十厘米,宽四十厘米,全部运往大栗子沟,寄放于该处矿山株式会社、矿长住宅西头的两间房内;溥仪还随身携带了一些珍宝,放在电影放映机的皮匣子里,包括乾隆皇帝的田黄石印以及黄金、白银制品和钻石、珍珠、宝石之类的古物珍宝。

溥仪说,这批古书、古物,日本投降后,就不知下文了。

毓嵣说,据他爱人回忆,大约11月,伪宫内人员等待无望,就包租了一列小运转火车,将所有宫内眷属和物品都转移临江,放在新租的朝鲜式旅馆院内。

从伪满宫廷留下的《书籍簿》和《字画簿》等账册中,可以清楚地了知其古书、字画的收藏情况。《书籍簿》共4册,首册是总目,其余3册为细目。字画类簿册有《御笔手卷册页挂轴簿》1册、《新旧手卷册页挂轴簿》1册等。

伪满宫藏的字画,大多数是从清宫紫禁城中盗出运到这里的。从《御笔手卷册页挂轴簿》、《新旧手卷册页挂轴簿》、《日本手卷册页挂轴簿》3本簿册记录的统计看,计手卷112件(御制20件,清中叶前的旧作55件),挂轴258件(御制110件,旧作32件),册页73件(御制13件,旧作16件)。

伪满宫廷的字画中,较齐全的是清历朝皇帝的字画,显然是溥仪有意搜罗的,共有143件,约有40余件是从清宫紫禁城中盗出的。这百余件清帝字画,包括:顺治帝6件,康熙帝22件,雍正帝7件,乾隆帝73件,嘉庆帝8件,道光帝7件,咸丰帝1件,同治帝2件,光绪帝3件。在旧字画(清中叶前作品)中,有41件手卷系清宫旧藏,是宋、元、明、清名家佳作,包括宋徽宗《柳鸦芦雁图》;马远《江山万里图》;夏珪《江山天尽图》、《秋江风雨图》;关穜《秋山平远图》;马麟《荷香清夏图》;赵伯驹《仙山楼阁图》、《江山秋色图》;赵孟《清溪渔隐图》等。

这批古书画、古物丢失、损毁十分严重,只有一部分被接管和接收,有些则流失散落,甚至有的流失国外。

溥仪在逃命途中被苏军俘虏,他身边一直带着的一个夹层皮箱也同时被没收。1950年,溥仪被移交回中国,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,夹层皮箱也随他到了抚顺。到1955年,溥仪主动将皮箱内的珍宝献给国家,国家将这批珍宝交回故宫博物院收藏。这批古物虽只百余件,但都是做工精细的稀世珍品,系清宫廷所藏旧物,有内务府造的,有地方进贡的,还有外国进献的精制工艺品,包括:乾隆六十年刻的田黄石印章,是宫廷印玺的佳品—田黄石是石料中的上乘材料,与鸡血石齐名,人称一两田黄一两金,这件优质的田黄石印章一共二方,一方刻阳文“乾”字,一方刻阴文“隆”字,外饰龙纹花边,一条田黄石链巧夺天工地连接二印,令人叹为观止;其余则主要是珍宝首饰、钟表,如金镂丝嵌珠宝手镯、碧玺十八子手串、金镶钻石戒指、翡翠戒指等。

溥仪为了“复兴帝业”,对于政客和军界强人的“赐赏”往往《孔子弟子像》(局部)是十分大方的,赏的尽是宫廷珍品。两广巡阅使陆荣廷到北京晤见段祺瑞时,不知何故,特地入宫给溥仪请安,溥仪喜出望外,赐赏他无量寿金佛1龛、镶玉如意1柄、玉陈设2件、尺头4件,并赐赏他在紫禁城骑马—他是历史上第一位获此“殊荣”的民国将领。紫禁城收到奉天汇寄的代售皇庄的款子后,溥仪命内务府选出两件珍贵的古物以“皇帝”父亲的名义馈赠张作霖,一件是《御制题咏董邦达淡月寒林图》画轴,一件是乾隆款宫藏瓷瓶。甚至于直系首领吴佩孚的50寿辰,宫里也不忘带一份“厚礼”拜寿,内有“皇帝”的赏礼。

如果说“赐赏”政客和军界强人是出于“复兴帝业”的考虑,是溥仪心甘情愿的,那么有些别有用心的人,花言巧语之下获得的“赐赏”就只能看成是宫廷被蒙骗了。这一类的人很多,他们不是经常侍从在溥仪身边,往往是因为一件突发事件,一场特殊变故,一个特别的时期而进入了溥仪的生活,他们像虎视眈眈、期待了很久的狼一样,用迷人的幌子遮住其血红而贪婪的眼睛,千方百计地要获得“赏赐”,越多越好,多多益善。

这类人的共同点是花样翻新地向溥仪献殷勤,用十分动听的甜言蜜语搅得溥仪脸躁耳热,幻想自己一次次地在恍惚中重登皇帝宝座。他们“真诚”地表示甘当“皇帝”的门下走狗,愿意为复兴帝业而奔走。喜出望外、心怀感激的溥仪自然兴奋莫名,他如何表达心意?来者不拒,有钱就“赐”钱,没钱便“赏”宫里的字画、古董、珠宝等等。日子一久,一传十,十传百,谁都知道溥仪复兴帝业的强烈愿望,谁都知道这位渴望复位的逊帝的出手大方,于是乎,骗子和投机者便蜂拥而至,连洋骗子加流氓的人物也加入其中。如沙俄流亡军官谢米诺夫,由罗振玉、郑孝胥引荐,拜见溥仪,大谈“犯难举事,反赤复国”,说得溥仪心花怒放,第一次就“赏”5万元。随后又一而再、再而三地故技重演,获得“赐赏”不少,但他却从没有真正的做过什么,甚至于不记得自己的许诺。还有奥国亡命贵族阿克第、英国人诺斯等,都是骗钱、骗物到手后,便溜之大吉。

历史最大的价值就是可以照亮未来。

《中国历史的侧面Ⅱ:近代史疑案的另类观察》作者:冯学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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