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溥仪离婚案:民国初年离婚热潮的巅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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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,我国离婚率连续7年攀高,全国有120多万对夫妻结婚,但有196万对夫妻离婚,而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离婚率已经接近百分之四十,这组数据为许多人的婚姻生活敲响了警钟。

让我们的目光穿越百年,去看看民国初年的中国社会,会发现一些惊人的相似,当时离婚率也一样居高不下。在经历了清末维新、辛亥革命到民国成立等长期社会演变之后,民众接受了许多男女平等之类的婚姻观念,离婚成了当时一种很时髦的生活选择。

民国初年的离婚热潮

要知道在古代社会,离婚对于一个家庭来说用“洪水猛兽”形容是很恰当的,一般夫妻感情再恶劣也决不肯提出离婚。而在民国建立后,全国各地有关离婚的诉讼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,在五四运动时期,当时的知识分子甚至提出了“婚姻革命”的主张:打破一切旧道德、恶习惯,打破非人道的不自然的机械婚姻制度,建立起平等、自由、以恋爱为基础的男女结合,使男女当事人成为婚姻的主体。

以北京市为例,也就是当时的北平市地方法院在1929年10月至1930年9月受理的离婚案件高达九百七十四件,其中判决实行离婚的六百一十一件。同期北平居民的婚嫁人数为10999人,平均5499对婚姻关系成立,从这组数据可知当时北平的离婚率为百分之十一,差不多相当于每九对结婚者中就有一对离婚的,可见离婚率之高。

而这股由民间基层刮起的“离婚热潮”,逐渐在社会各阶层蔓延,甚至到了1931年,曾经贵为皇帝的溥仪也被自己的老婆提起了离婚诉讼,轰动一时。

“家庭冷暴力”惹的祸

案件的原告是溥仪的淑妃额尔德特·文绣,1909年12月20日生于北平方家胡同锡珍府邸。祖父锡珍历官至吏部尚书,权倾朝野,到了她这一辈家境败落,只是过着平民生活。

1921年6月1日,大清遗臣醇亲王载沣与遗老们商议逊帝溥仪婚事之时,根据当时大清皇帝择婚条件:须血统纯正的官员女子,为保持满洲贵族的尊严和特权,额尔德特·文绣被定为后妃人选。本来文绣被定为皇后的人选,后因皇太妃们之间的权利之争,文绣被“降级处理”。

1922年11月30日,未满13周岁的文绣被已退位但仍保留帝号的清末代皇帝溥仪选诏进宫,册封为“淑妃”。1922年12月1日统治中国二百多年的清王朝最后一个皇帝爱新觉罗·溥仪的结婚大典,却成了文绣忧郁苦闷的紫禁城生活的开始。

文绣后来把她的遭遇告诉了她的侄女玉芬。玉芬特别关注社会上的新思想,特别是对离婚和维护女权有独到主见。当玉芬得知文绣婚姻不幸、处境悲惨时,立刻坦诚地为文绣出谋划策,认为溥仪已经不是皇帝了,只是民国的普通公民,你婚姻不幸福,可以向他提出离婚。

玉芬的建议让文绣大有醍醐灌顶之感,但是离婚官司毕竟不是一件小事,再加上自己从来没听说过一个女人跟皇帝离婚的。她一时拿不定主意。后来她就把妹妹文珊找来,想征求一下她的意见。文珊从小就是一个不甘吃亏的人,加上快言快语,在刚刚听完文绣想离婚的话时,就表示非常赞成。

价钱谈不拢

在妹妹的鼓励下,文绣决定与溥仪离婚,通过文珊和玉芬的帮助,她聘请了三位律师:张绍曾、张士骏和李洪岳。他们帮助文绣拟写了陈述离婚理由的文件以及致溥仪的信件,在这几封信中,他们明确告诉溥仪,他们已经接受文绣的诉讼委托并正式代理了这桩离婚案件。

随后,文绣及其代理律师将溥仪告到了法院,理由有二:一、虐待文绣,使其不堪忍受;二、长期对原告实施冷暴力,同居九年,未得一幸。依据这两条理由,要求离婚,并向溥仪索要个人日常所用衣物和赡养费50万元。

对于文绣的控告,溥仪十分愤怒,急忙命下人赶去民国饭店,一定要把文绣追回来。可是文绣与文珊早已有准备,快速离开了民国饭店,无奈之下,也聘请了林棨、林廷琛两位律师,全权代理他同文绣的调解工作。

此时,溥仪离婚一案已经在社会上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,京津两地的各类报纸,纷纷登载文绣要同溥仪打官司、闹离婚的报道,说什么这是“皇妃革命”,而且支持文绣者极多,大家奔走宣扬,弄得溥仪极为尴尬。

在社会压力之下,溥仪只能服软。8月26日晚,双方律师举行第一轮会谈。林廷琛、林棨代表溥仪提出:溥仪可以不再坚持“不许离异”一节,但以溥仪的身份,不能起诉,也不能登报声明。

张绍曾、张士骏和李洪岳则代表文绣提出:文绣坚决不回宫,同时要求溥仪支付赡养金50万元,否则便要起诉。林廷琛、林棨认为50万元乃漫天要价,根本不可能。双方分歧太大,没有达成协议,第一次会谈不欢而散。

溥仪与文绣离婚证书。

协议离婚

在这场离婚官司中,双方对于离不离婚已经不再争执,问题在于文绣要求的离婚价码太高,远超出溥仪的心理预期,后来双方的谈判又进行了几次,但双方观点始终没能达成一致。

19318月30日,天津地方法院调解处正式向溥仪下达了调解处传票和副状,通知他施行调解。最后文绣一方在做了很大的让步之后,把供养费定在了五万五千元这个数目上,但是要求一次性交付现金,并在短时间内办理手续。溥仪点头答应。

1931年10月22日下午1点,中国末代皇帝溥仪与淑妃文绣在林廷琛的律师事务所内正式签订了《离婚协议书》,溥仪与文绣宣告离婚。在协议书中双方明确声明淑妃文绣和溥仪皇帝完全断绝关系,溥仪必须支付五万五千银元作为赡养费,而文绣终身不得再嫁,双方互不损害名誉。

虽然协议离婚,但此事对溥仪来说是难以忘怀的耻辱,在1959年被特赦以后,溥仪曾经对一个朋友自我解嘲地说,自己一生中干了两件轰动世界的“丑事”:一是给日本人当傀儡,成了日本人的走狗;二是答应妃子文绣的离婚要求,违背了老祖宗的规矩,有辱皇帝的尊严,在中国几千年帝制史上是没有先例的。

溥仪人生中第二起离婚案

与文绣的官司并不是溥仪人生中唯一的一场离婚诉讼,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福贵人李玉琴也在1957年向当地法院提出要离婚。

当时,溥仪正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,管理所还是很为他着想,为了缓和他们的夫妻关系,做出了一项重要决定,开新中国监狱史上的先河,让溥仪与李玉琴在所内同居,然而一夜的夫妻生活已无法挽回两颗早已陌生的心,李玉琴最终还是选择了分手,溥仪无奈之下,顺从了李玉琴的意愿,同意离婚。

溥仪两起轰动一时的离婚诉讼,伴随着这位末代皇帝的逝去成为了历史的缩影,成为那个年代社会变迁中独特的符号,引发后人更多地思考。

历史最大的价值就是可以照亮未来。

《中国历史的侧面Ⅱ:近代史疑案的另类观察》作者:冯学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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