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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欺骗人民还是清统治者的真正觉醒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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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清立宪

从鸦片战争开始,接连的战败使风雨飘摇中的晚清政府不得不开始了一场立宪运动,这场立宪运动到底是欺骗人民的一场虚伪大戏,还是清朝统治者的真正觉醒呢?

笔者的观点倾向后者,具体原因分析如下。

首先,清政府立宪运动是自觉行为。

也许有不少人认为,清政府立宪是被孙文的革命党逼迫的。事实上,1905-1906年前后的时间,孙文在海外流亡,反清革命正处于低潮,并未对清政府构成有效的威胁,朝廷当时也没把孙文一伙真正放在眼内。

清政府之所以立宪,是因为在1905年,日本打败了俄国,这件事给予清政府前所未有的震撼。清政府认为:日本的胜利,实际上是日本政治体制的胜利。于是,清政府决定学习日本立宪,动机是稳固皇位、消除外患、弭平内乱。

换言之,清政府的立宪行动,是清政府自觉、自愿、主动的行为,既然是自愿、主动的行为,那么就没有必要自己欺骗自己。

第二,清政府的立宪运动,有实际行动,并非敷衍。

1905年,清政府拨出巨额经费,自行决定选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。众所周知,在第一次出使过程中,发生了五大臣被吴越(樾)谋刺的事件,出国考察被迫中止。

五大臣并没有因此被吓到,他们仍坚持出国考察,并在回国后,给清政府提出了明确的建议:应该立宪。

于是,清政府在1906年下诏预备立宪,并于1908年8月27日颁布了《钦定宪法大纲》(以下简称《大纲》)。

我们不妨来看看这份《大纲》都说了些什么。

《大纲》第十条:“皇帝总揽司法权,委任审判衙门,遵钦定法律行之,不以诏令随时更改。司法之权,操诸君上,审判官本由君上委任,代行司法,不以诏令随时更改者,案件关系至重,故必以已经钦定为准,免涉分歧”。

这一条是相当重要的,它将司法权,从皇帝的手上夺走,还给了人民。

再看《大纲》中的《附臣民权利义务》一章:

“第二条: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,所有言论、著作、出版及集会、结社等事,均准其自由。”

这一条规定了人民的言论自由。言论自由意味着什么?意味着对官员的舆论监督,使之不敢肆意妄为。

“第六条:臣民之财产及居住,无故不加侵扰。”

这一条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“私产入宪”。它推翻了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”的旧例,而保护了人民的私有财产。这一条对社会稳定的作用十分关键。

“第八条:臣民现完之赋税,非经新定法律更改,悉仍照旧输纳。”

这一条是说:无论是皇帝还是官员,都不能再肆意加税。税收由法律规定。这一条也相当重要,它使人民对自己生产活动的盈利预期更加精准、更有把握。这将大大促进工商业的发展。

清政府公布:预备立宪,以九年为期。换言之,最迟于1917年制订宪法。

但是,到了1910年,全国各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“国会请愿运动”,要求清政府“速开国会”,并提出了“不开国会,不承认新捐”(类似于美国“无代表,不纳税”)的口号。换言之:人民要求参政议政。

在国会请愿运动的压力之下,清政府将立宪的期限缩短为5年。也就是说最迟于1913年,制订宪法,还政于民。

与此同时,清政府成立了地方咨议局以及中央咨议院。咨议院和各地咨议局,初步完成了选举,并初步发挥了参政议政的职能。其中,在1910年冬咨议院第一次常会中,议员提出“剪辫子”的议案,并且获得通过。这是破天荒的大事,也说明了人民参政议政的能量。

应该说作为一个开始,这是相当难能可贵的。

第三,“皇族内阁”的出现并不意味着“假立宪”。

1911年,清政府第一届内阁成立,这次内阁的阁员当中,“清廷皇族占了大多数”,所以这是一个“皇族内阁”,是清政府“立宪没有诚意的表现”。

问题是:真的是这样吗?

恐怕不是。

这一届内阁,先后任职的阁员,一共有17位,其身份构成如下:

1.清廷皇族:7位。

2.汉族:6位。

3.满族:4位。

换言之,清廷皇族人员所占的比例,仅为41%,不到一半。我们不能把其他4位满族(非皇族)出身的阁员,也算进“清廷皇族”之中。

那么,为什么第一届内阁,不是以汉族官员为主呢?我想各位只要换位思考一下,就可以领会当中的合理性:

1.民主宪政是逐步放开的一件大事,有序渐进,是成熟稳重的;

2.各地革命党和群体事件仍然频发不止,满族统治者没有信心完全放开统治权。

这些分析很难入耳,但是,只要读者将心比心、设身处地、仔细想想,换了是你,恐怕你也会这样做。

凡事都有两面。内阁中虽然满族人占了多数,但是毕竟开始有六位汉族大员进入了权力核心。无论你承认与否,这就是清朝的一个让步,也是汉族的一个胜利(尽管是一个小胜利)。

第四,人们没有给清政府足够的时间完成,就判定立宪是假立宪,有待商榷。

退一步而言,就算当时的“皇族内阁”先后任职的十七位阁员全部都是清廷皇族,也不能导出“清廷政府立宪是假立宪”的说法。

为什么?因为内阁是内阁,立宪是立宪。清政府已经公开宣布了立宪的时间(先是1917年,后来改成1913年)。

换言之,清政府公布的立宪年份是1913年,便产生了以下的逻辑推理:

1.如果到1913年,果真立宪并执行,那么,就是有诚意,是真立宪;

2.如果到1913年,拒绝立宪或拒绝执行,那么才是没有诚意,是假立宪;

3.如果在1913年之前清政府明文宣布反悔,那么也可证明是假立宪;

4.没有等到1913年,清政府倒台了,所以这个问题变成没有答案了。

这个问题可以打个浅显的比方:我欠你一笔钱,说好后年还你,但是你还没等到后年,你就起诉我,说我没有还债的诚意,法官会怎么判?法官会判你输。道理很简单:后年还没到,你怎么知道我没有诚意还你钱呢?

同理,1913年还没到呢,你怎么知道清朝没有立宪的诚意呢?万一到1913年,清朝果真立宪了呢?

第五,日本帝国的立宪才是“假立宪”。

下面我们看看日本当年是怎么做的。

日本天皇在1876年发布决定起草宪法的《敕文》,到1889年公布《日本帝国宪法》,用了13年时间。

换言之,日本在明治维新的过程中,也不是一夜之间把宪法搬出来的,而是也经过了一个“预备立宪”的过程。

大清国当年是效仿日本的经验,设立9年的预备立宪期限(后改为5年),也应属于合理范围。

我们再来看看1889年日本制订的《日本帝国宪法》,看看日本的立宪是不是“假立宪”:

“第一条:大日本帝国,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。”

这一条的意思是:日本的权力是属于天皇的,不是人民的。

“第七条:天皇召集帝国议会,命其开会,闭会,停会,及众议院之解散。”

这一条的意思是:天皇有权解散众议院。

“第十一条:天皇统率海陆军。”

这一条的意思是:日本这个国家的军队,不是人民的,而是天皇的。

“第三十一条:本章(臣民权利义务)所列条规,在战时或国家事变之际,并不妨碍天皇大权之施行。”

这一条更毒:一旦国家不稳定,日本人民所有的民主权利,天皇随时可以全部收回。

“第三十四条:贵族院,依贵族院令所定,以皇族、贵族及简任议员组织之。”

这一条说明:日本的皇族也参政议政。

读者跟我通观日本当年的这部宪法,你会发现《日本帝国宪法》不但保留了日本天皇的统治权、军权,而且还保留了随时收回人民民主权利的权力,而且也保留了日本皇族干涉政治的权力。

总之一句话,如果清政府的立宪是假立宪,《日本帝国宪法》也应是一本虚伪的宪法,日本的立宪也是假立宪。

那对于这样的假立宪,日本人民为什么接受呢?我认为,那是因为日本人懂得妥协:没有一蹴而就的事情。天皇既然已经大步让出了政权,人民就应该懂得妥协,先接受下来。宪法如有不足的,以后自然有机会逐步修正之。

日本人懂得:当时对于日本来说,国内团结起来大力发展工商,集中国力建设军队,才是最紧迫的事情。而内斗、内战的结果,则只会两败俱伤。推倒重来,不但没有必要,而且效果不一定更好。

可是,当时的中国人,也许不懂得这些。命运的差别,也许就从这里开始。

第六,民族情绪对清政府和国民党,采取了双重标准。

有些中国的历史爱好者,对于清政府给出的“九年预备立宪期限”咬牙切齿,却对于国民党提出的“军政、训政、宪政”建国步骤表示支持。

事实上,国民党的“训政”,就是清政府的“预备立宪”,只不过换一个说法而已。同样的一件事,清政府做了是错的,而换了国民党做,却变成是对的。这似乎也可以称为“偏见”。

还有“皇族内阁”一事,某些历史爱好者不但扭曲了“皇族内阁”人数的真相,而且对蒋家王朝垄断中华民国政权长达60年(1928-1988)的做法却欣然接受。这叫什么?这也叫“偏见”。

中国有不少历史爱好者看问题的最大毛病就是“情绪化”:只要是他们不喜欢的人,做什么都是错的;只要是他们喜欢的人,做什么都是对的。

历史最大的价值就是可以照亮未来。

《中国历史的侧面Ⅱ:近代史疑案的另类观察》作者:冯学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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