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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支那”最早是中国人叫的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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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日本人称呼中国为“支那”更早的,是一个唐代的中国人,他就是我们所熟知的“唐僧”——玄奘法师。

玄奘法师在其口述的著作《大唐西域记》里面,记载了拘摩罗王和玄奘法师的一番对话如下:

拘摩罗王:“自何国来,将何所欲?”

玄奘法师:“从大唐国来,请求佛法。”

拘摩罗王:“大唐国在何方?经途所日,去斯远近?”

玄奘法师:“当此东北数万余里,印度所谓摩诃支那国是也。”

这段文献翻译成现代中文,是以下的意思:

拘摩罗王:“你是从哪个国家来的?来我们这里干什么?”

玄奘法师:“我从大唐国来,是来求佛经的。”

拘摩罗王:“大唐国在哪里?要走多少天?有多远的路程?”

玄奘法师:“往东北方向走几万里路,印度叫支那的,就是指的大唐。”

玄奘法师所说的,只不过是一个事实,古印度将大唐国称呼为“至那”、“支那”、“脂那”。

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在唐朝。当时的唐朝是日本崇拜和学习的对象。

于是,从唐朝开始,一些日本僧人就开始在文献中,称呼大唐国为“支那”——注意:那时的日本,不但对大唐丝毫没有恶意,而且还相当地仰慕大唐。

唐朝时代的日本僧人,为什么称呼大唐为“支那”呢?因为当时的日本僧人和唐僧(玄奘)所读的,是同一批的梵文佛经——古印度人将中国称为“支那”,唐僧也跟着学,于是,日本僧人也跟着学。

可见,“支那”一词,从其诞生的最初来看,其实并没有歧视、侮辱、蔑视中国人的意思。

“支那”一词在日本的影响进一步的扩大,是从江户时代(17世纪初)起,当时的中国处于明朝时期。

那么在明朝的时候,日本为什么不称中国为“中国”,而是沿袭旧称,继续称呼中国为“支那”呢?

因为——日本要避免混淆。

事情原来是这样的:在明朝以前,“中国”这个名词,并不常用。当时大明国的周边小国,都知道“大明国”、“大明”,而不知道“中国”——反而是在日本,有一个地方名叫“中国”——日本本州岛西部的“山阳道”、“山阴道”两个地区,在日语中,合称“中国地方”,也简称“中国”。

因此,如果把大明国硬称为“中国”,则在日本国内必然会造成混淆。

两个地方叫同一个地名,很显然会造成误会。所以,日本从明朝开始,举国上下就习惯了称呼大明国为“支那”,而不叫“中国”——为的是与日本国内的“中国地方”区别开来。

直到后来抗战胜利,日本迫于战胜国——中国的压力,才普及了“中国”的称呼,并开始迁就中国,将日本的“中国地方”改称“山阳地方、山阴地方”。

事实上,将中国称呼为“支那”的,远远不止日本一国,至少还有以下国家的语言,都称呼中国为“支那”:泰语、法语、马来语、德语……更有甚者,俄语更是将中国称呼为“契丹”,至今仍是如此。

在中国的历史上,将中国称呼为“支那”的,也不仅仅是日本人,在中国,大量的汉民族英雄和成功人士,都曾经将中国称呼为“支那”。下面举一些例子:

我们知名的中国皇帝唐玄宗,写过一篇名叫《题梵书》的诗,行文如下:

鹤立蛇形势未休,

五天文字鬼神愁。

支那弟子无言语,

穿耳胡僧笑点头。

可见,咱们这大唐朝的堂堂皇帝,也把自己的国家叫作“支那”——这简直是反了,反了,成何体统。

梁启超在他所著的《戌戍政变记》里面,也有这样一段话:

“我支那四千余年之大梦之唤醒,实自甲午战败,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。”

看到了吗?我们近代史上的著名“公共知识分子”——梁启超——不但把自己的祖国叫作“支那”,而且还往上加了个“我”字——“我支那”。

还有更疯的。章太炎写过一篇《正疆论》,他说:“以支那与日本较,则吾亲支那;以日本与满洲较,则吾宁亲日本。”

章太炎这段话,是什么意思呢?他说:“拿支那和日本来选择,我亲近支那;但是如果拿日本和清廷来选择,那么我宁愿亲近日本!”

可见,“章疯子”不但称自己的祖国为“支那”,而且还高声唱道——“日本比清廷还要亲”。肉麻死了。

还有,中国近代知名学者严复,曾经将亚当?斯密的《国富论》翻译成《原富》,他是这样翻的:

“埃及、印度、支那三古国皆有海禁,以内地市场已广,不愿有外交致窥伺。然而是三国,皆古盛而今衰。”

很清楚,严复也将自己的伟大祖国——中国称呼为“支那”。

孙中山,也写过一篇文章,叫作《支那保全分割合论》——事实上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,孙中山远远不止一次称呼中国为“支那”。

知名的革命女英雄秋瑾,写过一篇叫作《支那逐魔歌》的诗歌,也把中国叫作“支那”——该诗的行文如下:

四邻环绕欲逐逐,

失权割地无时止,

这等人儿还昏昏,

如梦如醉如半死。

吁嗟乎!

我国精华渐枯竭,

奈何尚不振衣起?

无心无肝无脑筋,

支那大魔首推此。

还有,康有为流亡印度期间,他的女儿康同璧,从中国步行到印度去找她老爸。西游成功之后,她写诗自夸,夸自己是一个了不起的“支那人”:

舍卫山河历劫尘,

布金坏殿数三巡。

若论女士西游者,

我是支那第一人。

再举一个例子,近代知名文学家、诗人闻一多写过一首名为《我是中国人》的诗,在这首诗中,闻一多曾多次高呼“我是支那人”。该诗歌的相关文字摘录如下:

我是中国人,我是支那人,

我是黄帝的神明血胤;

我是地球上最高处来的,

帕米尔便是我的原籍。

我的种族是一条大河,

我们流下了昆仑山坡,

我们流过了亚洲大陆,

我们流出了优美的风俗。

伟大的民族,伟大的民族!

……

我们是四万万不灭的明星;

我们的位置永远注定。

伟大的民族!伟大的民族!

我是东方文化的鼻祖;

我的生命是世界的生命。

我是中国人,我是支那人!

这还不算呢,许寿裳在其回忆录性质著作《我所认识的鲁迅》里面,记录了鲁迅的一段往事如下:

“鲁迅在日本住旅馆,要登记姓名、籍贯。鲁迅写下:周树人。但是籍贯却不能写中国。因为日本的山阳地区也叫中国,如果鲁迅写中国,会造成混淆,结果鲁迅写下‘支那’两个字。不料,日本旅馆店主见是清国人,认为是贵客,免费给鲁迅升级了房间。”

许寿裳作为日本留学生和鲁迅的知心好友,他的这一段回忆,说明了以下的几个问题:

1.在近代史上的日本,说“中国”二字,的确会造成混淆。

2.鲁迅称呼自己的祖国为“支那”,毫不以此为耻辱。

3.鲁迅自称是“支那人”之后,不但没有受到日本人的歧视,反而还因此被日本人视为贵客,免费给升级房间。

那么,为什么“支那”一词在近代史上,会被视为一个侮辱性质的词语呢?其实是因为自从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对中国的殖民侵略,在中国民间催生了一股强大的反日、仇日的思想,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之下,中日两国之间任何的事情,都变得十分敏感——“支那”一词,也就难免成为众矢之的了。

与此同时,我们也不能否认一个客观的事实,在近代史上,部分日本人的确歧视中国人,这种歧视是客观存在的,在史料里也是有迹可寻的,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,“支那”这个原本是中性的词语,也就不可避免地沾染上“侮辱”的色彩了。

这个逻辑用一个加法算式来演示,是这样的:

日本人歧视中国人+日本人称中国为“支那”=“支那”是侮辱词

我们从这个等式里可以看出来,“支那”称呼本身并不是问题,“歧视”才是问题的所在。因此,我们这个算式再简化一点,是这样的:

叫你“支那”≠“支那”是侮辱词

歧视你+叫你“支那”=“支那”是侮辱词

也就是说:在民国时期中日关系恶化之前,日本称中国为“支那”,当时的中国人不但不在意这个,而且还跟着这样叫。但是中日关系恶化之后,“支那”这个称呼就成为一个事了。当时民族自尊心较强的国民意识到,日本人歧视我们中国人,因而,“支那”这个词就成为了一个带有侮辱性质的词语了。

这就是“支那”一词的历史由来以及它的含义演变的过程。

历史最大的价值就是可以照亮未来。

《中国历史的侧面Ⅱ:近代史疑案的另类观察》作者:冯学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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