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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危时艰,挺身而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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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国藩

如果只是简单地把曾国藩的“挺”理解为咬牙坚持、强自支撑、不低头、不趴下的话,那就大错全错了。

曾国藩所说的“挺”,绝不只是坚持,只是咬牙,只是强撑,只是硬挺,他的挺还有傲然挺立、不屈不挠的坚毅,还有正气浩然、凛凛难犯的威重,更有挺膺负责、勇挑重担的勇气和挺身而出、舍我其谁的胆魄!

纵观曾国藩的一生,可以看出,他之所以能建奇功于当世、传美名于万代,正是因为他的那种不畏不惧、敢于担责的勇毅,使他拥有了比别人更多的机会。

咸丰登基之初,就遇到了太平天国起义,而且如火如荼,不多时东南半壁几欲不保,已安享二百多年太平的清王朝遭遇了最大的危机。

所谓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,曾国藩此时已在京城做官十多年,虽然居二品大员之位,历任五部侍郎,却并未为国出多少力。而此刻,他认为正是自己报国的机会来了,于是向皇帝上书言事,以尽臣之本分。

咸丰元年(1851)四月二十六日,曾国藩上《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》。该奏疏批评咸丰皇帝办事务于琐碎而疏于远大、徒尚文饰而不讲实效、厌薄恒俗而滋生骄矜等三大缺点。咸丰皇帝于此疏大为不快,几乎全盘予以拒绝。好在咸丰并未责怪他,只批评他“迂腐欠通”,同时也肯定他“意尚可取”。

这件事并未对曾国藩的报国热情产生影响。任兵部侍郎期间,他再次上呈《议汰兵疏》,指出对付太平天国必须得有一支强大的军队,而绿营兵是一支不能打仗的军队:“吸食鸦片、聚开赌场……无事则激乎恣睢,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,见贼望风奔溃,贼去则杀民以邀功。”曾国藩主张裁兵五万,学戚继光的练兵办法,练出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以消灭太平军。

这篇奏疏闯了大祸,惹怒京中权贵,两月之后,曾国藩被皇帝由兵部侍郎调署刑部侍郎,连议军的资格都被取消了。

但是曾国藩没有就此消沉,忘记自己匡时济世的大志和为国为民的责任。凡当尽力、进言之时,则当仁不让,勇于陈疏。

咸丰二年(1852)二月十八日,又拟就一折《备陈民间疾苦疏》上奏,痛陈民间三大疾苦:一为银价太昂,钱粮难纳也;二为盗贼太多,良民难安也;三为冤狱太多,民气难伸也。

一片忧国忧民之心,清晰可见。但是,曾国藩这道《备陈民间疾苦疏》还是没有起到他希望有的作用。之后曾国藩就被派去江西主考乡试,在赴任途中闻其母丧请旨丁忧,回到湘乡荷叶塘老家。

这时候,太平军节节胜利,从广西直逼湖南,攻破道州,会攻长沙,湖南官场一片混乱。新任巡抚张亮基经左宗棠力荐,请丁忧在籍的曾国藩帮办团练,咸丰遂于1852年11月降旨曾国藩“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,搜查土匪诸事务”。

久有治国平天下宏图大志的曾国藩接此旨后,并未多作考虑,即抛开为母守丧三年的愿望,选择了为国尽忠而不能为母尽孝,在国危时艰之时,挺身而出,墨绖出山,开始了帮办团练、组创湘军的旅程,开始真正跃身于时代的激流,自任砺柱,大干起来。

其后,不论是在与太平军十几年的对峙还是与官场旧习的不断斗争之中,又或者是在剿捻平匪之时,处理天津教案的过程中,曾国藩都是当仁不让,不计名利得失,以舍我其谁的胆识和气魄,躬身入局,挺膺负责,担起了扶大厦之将倾、挽狂澜于既倒的重任。

这种不计得失、挺身而出、甘赴国难的“挺”字精神,正是曾国藩之所以被人称为“完人”的关键所在。在天津教案的处理中,这种挺身而出的“挺”表现得尤为突出。

同治九年(1870)六月二十一日,天津数千名群众因怀疑天主教堂以育婴堂为幌子拐骗人口、虐杀婴儿,群集在法国天主教堂前面。

法国领事丰大业认为官方没有认真弹压,持枪在街上碰到天津知县刘杰,因发生争执开枪射击,当场击死刘杰仆人一人,民众激愤之下先杀死了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及其秘书西门,之后又杀死了十名修女、两名神父、另外两名法国领事馆人员、两名法国侨民、三名俄国侨民和三十多名中国信徒,焚毁了法国领事馆、天津望海楼天主堂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四座基督教堂,此为当年震惊全国的“天津教案”。

事件发生后,英、美、法等国联合提出抗议,并出动军舰逞威,大有一触即发、宣战开战之势。天津乃至全国的民众,对外国人在中国的无法无天和欺压人民早已忍无可忍,这件事又触及了文化和道德的底线,是所谓“是可忍孰不可忍”,天津民众群情激愤,聚集不散,大有不雪前耻、不惩洋人誓不罢休之势。

而以当时当情而言,这种局面无疑是相当危险的。因为一旦双方闹僵,真的开战,只会让已经积弱积贫的大清朝和人民陷入更加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。

也正是在此国危时艰之时,曾国藩再次临危受命,从直隶总督任上直赴天津,处理教案一事。

这个时候,已经五十九岁的曾国藩由于长年辛劳,沙场征战,加之癣疾在身,日夜不能安睡,衰老得非常明显。右眼此时已经失明、肝病也日重一日,眩晕病症又进一步地折磨着他。五月十六日,他在日记中记载,“床若旋转,脚若朝天,首若坠水,如是者四次,不能起坐”;五月二十一日,他上折向皇上乞假一月,开始卧床调养。

然而,六月二十一日即发“天津教案”,朝廷环顾无人,只能又派他去应对时艰。六月二十三日,就是他续假一月的奏折刚刚抵达北京时,朝廷以“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”的婉转口气,让他前赴天津,处理教案,要他“务当体察情形,迅速持平办理,以顺舆情而维大局”。

按说,如果曾国藩有意不去的话,是完全可以的。他年岁既大,又有病在身,推托的理由很多。如果从个人名利来说,他已经成就了平定太平天国的绝世奇功,声名显赫,而且官至极顶,荣宠当时,已经不再需要任何功劳来锦上添花。而且曾国藩以及所有的人都明白,处理天津教案,哪里会有功勋可建?不管怎么来处理,只怕都会毁掉一世英名,背上千秋骂名。

因为当时上层媚外,下层排外,讨好上层,下层骂,讨好下层,上层怒,谁去都是背黑锅。当时外国人正想找借口开战,以便在中国得到更大的利益,民众正期望官府能伸张正义,打击洋人,扬眉吐气。不管怎么处理,骂名终归是自己的。

然而,即便如此,曾国藩还是挺身而出,在国危时艰之时,当仁不让地把这个最难处理的烫手山芋接在了手里。

当时清廷积弱积贫,大厦将倾,独木难支,从国家利益而言,他是不得不忍辱求全而勉为其难地去与洋人周旋,与民众使心计,以使达到西太后所希望的“以顺舆情而维大局”。最后,他不得不考虑当时局势和国力,为避免更大的民族悲剧而不愿与法国开战,“但冀和局之速成,不问情罪之一当否”,在法国的要求下,商议决定最后处死为首杀人的十八人,充军流放二十五人,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、知县刘杰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,赔偿外国人的损失四十六万两银,并由崇厚派使团至法国道歉。

这个交涉结果,朝廷人士及民众舆论均甚为不满,使曾国藩的声誉大受影响,几近身败名裂。他的《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》,不仅在天津激起了口诛笔伐,并且使全国舆论为之哗然。一时之间,引起全国朝野的唾骂。“自京师及各省皆斥为谬论,坚不肯信”,在“谤讥纷纷、举国欲杀”的氛围中,“诟詈之声大作,卖国贼之徽号,竟加于国藩”。(《清史稿》)原本以他为荣的湖南同乡,视他为奇耻大辱。

在北京的湖南会馆,不仅他的“官爵匾额……悉被击毁”,就连他的名籍也被削去。一个举子写了一副对联:“杀贼功高,百战余生真福将;和戎罪大,早死三年是完人。”

曾国藩自己也深为苦恼,“内疚神明,外惭清议”,声名尽毁,抬不起头来。但又有多少人明白曾国藩这种忧国忧民之心呢?曾国藩对于“天津教案”自己身败名裂一事,并不多作辩解。只在后来与人信中,说到此事,才剖白心迹:

……敝处所办,盖亦偏于衡势者,措施又多失宜,物论之腾,亦无足怪。吾辈身在局中,岂真愿酷虐吾民,以快敌人之欲?徒以边衅一开,则兵连祸结,累世穷年而未有已。今西南未靖,沿海战事毫未议及。各省绿营兵一无可用,勇丁唯淮勇器械较精,气势较壮。然劲者亦不满二万,能防御一国,未必能遍防各国,能保全一年,未必能力持多年,能抵敌一国,未必能应付各国,而诸国合纵之势、狼狈之情,则牢不可破。故鄙人尝谓今人外夷与汉之匈奴、宋之辽金迥别,实不敢以全局付之尝试,又安肯以津民一朝之忿,贻国家无穷之忧?唯曲全邻好而不忘防御,乃为完策。

可以看出,曾国藩委曲求全、迎合洋人,不惜身背“卖国贼”之恶名,不过是在国危时艰之时,为国分忧而已。

以当时情景、当时国势而言,“能防御一国,未必能遍防各国,能保全一年,未必能力持多年,能抵敌一国,未必能应付各国”,曾国藩的处理未尝不是上上之策!为国为民,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,又何曾顾惜名声,怕担罪责?

可见,曾国藩的“挺”,不仅仅是强挺、硬挺、坚挺,还有挺身而出、挺身入局的含义。

曾国藩曾说:“天下的事,只在局外呐喊,总是无益;只有躬身入局,挺膺负责,才有成事的可能。也才能真正以全局的观点来烛照处理事情的方法,左右权衡,上下兼顾,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‘完策’,把事情处理得尽善尽美。”

只在旁边呐喊,根本解决不了问题。这是将“发一谋,举一事”的“挺”外延至察天下之势,担天下之责,躬身入局,参与进去,当仁不让,舍我其谁。这种“铁肩担道义”的精神,正是曾国藩所说的“挺”的另一层含义。而这样的“挺”,才是大丈夫的本色,真英雄的注脚,这样的“挺”,足以让任何骂名逊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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