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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周武帝灭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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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大法难

宇文邕(543—578),字祢罗突,是宇文泰的第四个儿子。他当了十八年皇帝,死时仅三十五岁,史称北周武帝,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统帅。周武帝是南北朝时期的一代英主,可惜正当他打算“平突厥,定江南”,实现统一全国理想的时候,病逝于出征前夕,令后人唏嘘。

这样一名出色的政治家和军事家,怎么会反佛呢?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。首先我们要回顾一下周武帝的出身——宇文护,又名萨保,是宇文泰的侄儿。西魏时,曾任大将军、司空。556年,宇文泰病重临终之前,曾对宇文护要求他辅佐少主。宇文护表面许诺。但第二年,他立宇文觉为帝,建北周。宇文觉“性刚果,恶晋公护之专权”。宇文护见他不服,不久将他毒死,另立宇文毓为帝,为北周明帝。北周明帝在位四年后,宇文护又将他毒死,改立北周武帝——宇文邕。在武帝掌权之前,大权为宇文泰的侄子宇文护掌握。宇文护大力推行佛道,因此当时的武帝也对佛道极力的推崇,这可能也是明哲保身迫不得已之举。

北周武帝灭佛,同时也灭了道。这也是和当时北周武帝后来推行的一系列的改革政策有很大的关系。

北魏末年,社会动荡。公元 515 年爆发过冀州沙门法庆聚众造反之事,其众多达 5 万以上,法庆自称“大乘”,鼓吹“新佛出世”,所至即毁寺、杀僧、焚经、烧像,故此对当时的僧俗地主统治阶级形成了极大的威胁。北魏镇压了“大乘起义”后不久,在公元523年,又爆发了规模更大的“六镇起义”,接着各处纷纷出现反魏起事,群雄并出。当时北方地区的僧、道阶层过于庞大。根据《魏书》称,正光(公元520-525年)以后,不少原属国家的编户民众,为避苛役重赋,相继投入空门;此外,其时社会政治动乱的加剧,亦令普通百姓寻求相对安全的宗教实体之庇护。以致全国的佛寺竟有3万之多,僧、尼数目则有200万之巨,这在当时北中国的人口比例上,达到了极高的程度,约占全国总人口数的16分之1。士这促使封建国家政权采取极端手段,以扩大经济来源来充实国力。

天和二年(567),有一个叫卫元嵩的人给周武帝上书,认为“唐、虞无佛图国安;齐、梁有寺舍而祚失者,未合道也。但利民益国,则会佛心耳。夫佛心者,大慈为本,安乐含生,终不苦役黎民。”因此,他建议周武帝灭佛。

公元572年,周武帝诛杀宇文护,把大权收归己有之后,于次年十二月,又召集道士、僧侣、百官再次讨论佛、道、儒三教的问题。这一次,“帝升高坐,辨释三教先后,以儒为先,道教为次,佛教为后”。把佛教抑为最末,事实上已是灭佛的前奏。当时有些佛教徒不知周武帝用意所在,还一个劲地争辩不休,说明佛教当在道教之上,心里很不服气。而另一些明眼人却看透了周武帝的心事,指出:“若他方异国,远近闻知,疑谓求兵于僧众之间,取地于塔庙之下,深诚可怪。”他们认为周武帝这样做并不能达到预期目的,因为“但顽僧任役,未足加兵;寺地给民,岂能富国”。

武帝不怕死后下地狱的威胁,于建德三年(574)五月十五日,周武帝下诏“断佛、道二教,经像悉毁,罢沙门、道士,并令还民。并禁诸淫祀,礼典所不载者,尽除之。”一时间,北周境内“融佛焚经,驱僧破塔……宝刹伽兰皆为俗宅,沙门释种悉作白衣”。

建德六年(公元577年),北周灭北齐后,针对继续发展的佛教实体,立即推行灭佛政策,毁寺4万,强迫300万僧、尼还俗,相当于当时总人口数10分之1 的人重新成为国家编户,这对急需兵源和财力的封建朝廷来讲,其意义之重要不言而喻。

周武帝灭佛,时间较长,涉及面广,触动深,成绩可观,这一点是值得充分肯定的。因此当时有人称赞说:“帝独运远略罢之(指灭佛),强国富民之上策”。灭佛事实上也起到了“民役稍希,租调年增,兵师日盛。东平齐国,西定妖戎,国安民乐”的作用。正因为北周成功的灭佛运动,才使它国力大大增强,为北周灭齐乃至北周统一北方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在佛道二教极度兴盛的南北朝时期,周武帝独树一帜,毁佛断道,但并不屠杀僧侣,显示了其统治的高度灵活性。纵然周武帝个人十分认可甚至是推崇宗教思想,但当宗教的发展与国家机器的运作发生冲突时,他能清醒认识,挈重量轻,果断抉择而不拘泥于传统,实为难能可贵。对比同一时期,即北齐、江左政权的各位封建君主,大多不能正视宗教过度发展给国家带来之不利而盲目推动,更可衬托周武帝统治政策之灵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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